馬恒運

（河南農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河南鄭州450002）

　　摘要：我國農作物秸稈資源利用潛力很大，但秸稈資源利用方式落后，甚至嚴重污染農業生產和生活環境。基于河南省大規模農戶生產實地調研，摸清了現階段農戶秸稈利用方式及變化特征，估計了農戶秸稈利用行為的決定因素，發現種植規模和結構影響秸稈利用方式和行為。要從根本上促進秸稈的環保利用，提升秸稈的經濟利用水平，應該加速土地流轉，擴大經營規模；加強打捆機械行業投入，實施作物收獲秸稈處理聯動制度，提高秸稈處理效率；借鑒大城市廢棄物處置經驗，實施農戶-企業-政府合作共贏的秸稈處理機制。

　　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國家有關政策的引導、地區政府的監管以及農民自身環保意識的提高，農忙時期為搶種而發生的焚燒秸稈行為得到了一定的遏制，然而這種遏制并沒有改善秸稈綜合利用方式，特別是當秸稈無法快速腐熟于田間時，露天焚燒依舊是農民首選處理方式（解恒參和趙曉倩，2015）。如何從根本上促進秸稈的環保利用，提升秸稈的經濟利用水平，將秸稈資源的綜合開發打造成為一個成熟的產業，對于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綠色發展理念踐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其關鍵問題是厘清農戶秸稈利用行為影響因素。

　　鑒于作物秸稈具有產量大、體積大、分布分散、收集運輸成本高、綜合經濟利用性差等特點（畢于運，2010；朱文家，2011），加之秸稈利用行為對環境影響較大，為從根本上促進秸稈的綜合利用，許多學者進行了實地調研。基于江蘇省321戶農戶調研，黃武等（2012）發現要素價格以及農戶資源稟賦影響秸稈利用行為；基于遼寧省408戶農戶調研，呂杰等（2015）發現人均耕地面積影響農戶秸稈利用行為；錢忠好等（2010）、劉勤等（2014）、王舒娟等（2012）發現更多因素影響農戶秸稈利用行為；郭利京等（2014）甚至發現非正式制度與親環境行為之間的聯系；檀勤良等（2014）甚至斷言農戶秸稈利用意愿到行為之間存在某種潛在的未知機制。另外，更多的研究集中在作物秸稈資源的分布、利用結構和資源潛力（Chen，2016；Liu et al.,2007；Yang et al.,2010；Zhuang et al.,2011；畢于運等，2009；畢于運，2010；高祥照等，2003；韓魯佳等，2002）；曹國良等（2006）甚至估算了中國大陸秸稈露天焚燒數量。

　　盡管研究文獻很多，但大部分集中在秸稈資源潛力估算方面；部分文獻基于農戶家庭特征，研究農戶秸稈利用行為，但多數沒有考慮外部環境的影響。中原經濟區是我國最大糧食產區，作物秸稈資源利用潛力最大。河南省是最大小麥生產省份，調查河南省秸稈利用方式及利用行為具有典型政策意義。因此，本文以河南省為例，基于大規模農戶作物生產調研，估算作物秸稈生產量，調查秸稈利用方式，探討影響農戶秸稈利用行為的關鍵因素，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調查地市及樣本分布

　　2014年，河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在河南省抽出10個地市，20個縣，8000個農戶，問卷調查農戶作物生產及秸稈利用情況。調查內容包括：2013年作物種類、種植面積、生物質產量及利用方式等調查范圍為10個地市，每個地市抽2個縣，每個縣抽出4個鄉，每個鄉抽出1個村，每個村抽出100個農戶，共計8000個農戶。調查地市包括：鄭州、許昌、洛陽、信陽、商丘、周口、南陽、新鄉、三門峽和安陽。各地市調查縣分別為：新鄭、滎陽；禹州、鄢陵；新安、欒川；潢川、羅山；虞城、夏邑；沈丘、扶溝；內鄉、方城；封丘、衛輝；澠池、陜縣；林州和湯陰。

　　三、農戶作物生產情況

　　（一）生產規模分布

　　從表1可以看出，河南省農戶種植規模，5畝以下占17.6％，5-10畝占42.4％，10-20畝占36.6％，大于20畝只有3.6％。山區種植規模較小，例如，洛陽市，種植規模5畝以下，農戶占52％。相反，平原種植規模較大，例如新鄉市，種植規模10-20畝的農戶占55％。

　　（二）種植規模及秸稈產量

　　從表2可以看出，農戶平均種植規模為9.2畝，其中，洛陽種植規模最少，戶均5.0畝；新鄉和信陽種植規模最大，分別為11.3畝和11.2畝。同樣，農戶平均秸稈產量為5164公斤，其中，洛陽秸稈產量最少，戶均2136公斤；新鄉和信陽的秸稈產量最多，戶均分別為7763公斤和6984公斤。

　　（三）農戶秸稈利用方式

　　河南省農戶秸稈利用方式，主要是家庭燃料和秸稈還田。從表3可以看出：第一，家庭燃料，平均4262公斤，占44％；第二，還田做有機肥，平均3804公斤，占40％；第三，做動物飼料，平均595公斤，占6％；第四，工業原料，平均540公斤，占5.6％；第五，其他用途，平均439公斤，占4.5％。

　　（四）各種秸稈利用方式

　　河南省農戶各種秸稈利用方式及結構見表4，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小麥秸稈利用方式。直接還田，戶均l158公斤，占66.9％；露天焚燒，戶均140公斤，占8.1％；直接做飼料，戶均106公斤，占6.1％。另外，大約還有：5％做工業原料，2％能源化利用，3％直接丟棄。

　　第二，玉米秸稈利用方式。直接還田，戶均1935公斤，占68.3％；炊事直接燃燒，戶均261公斤，占9.2％；直接做飼料，戶均242公斤，占8.5％。另外，大約還有：2.2％能源化利用，有6.1％直接丟棄。第三，稻谷秸稈利用方式。露天焚燒，戶均139公斤，占68.3％；直接做飼料，戶均66公斤，占22.5％；直接丟棄，戶均43公斤，占14.8％。

　　第四，花生秸稈利用方式。直接做飼料，戶均84公斤，占63.6％；還田處理，戶均25公斤，占20％；做炊事直接燃燒和直接丟棄，戶均分別為11.2公斤和9.8公斤，分別占8.5％和7.4％。

　　第五，棉花秸稈利用方式。做炊事直接燃燒，戶均48.4公斤，占86.2％；田間直接丟棄，戶均5公斤，占8.6％。

　　可以看出，各種秸稈利用方式差異很大。其中，小麥和玉米秸稈主要以直接還田和家庭燃料為主；稻谷秸稈主要以露天焚燒和直接做飼料為主；花生秸稈主要以做飼料和還田為主。

　　四、指標選擇與模型設定

　　（一）指標選擇

　　根據調查資料情況，這里假設六個農戶秸稈利用方式指標，分別是：秸稈飼料用量（Y1），秸稈還田量（Y2），秸稈炊事直接用量（Y3），秸稈能源化利用量（Y4），秸稈田間廢棄量（Y5），秸稈焚燒量（Y6）。

　　相應的，有六個農戶秸稈利用結構指標，分別是，秸稈飼用比例（Y11），秸稈還田比例（Y22），秸稈炊事直接用量比例（Y33），秸稈能源化利用比例（Y44），秸稈田間廢棄比例（Y55），秸稈露天焚燒比例（Y66）。

　　同樣，根據現有調查資料，假定影響農戶秸稈利用行為因素有：種植規模，種植結構，非農就業，社會、經濟和環境因素，特別是氣候。由于資料限制，文中未涉及因素用地區虛變量代替。

　　（二）模型設定

　　根據指標設定和數據特點，選擇一般的回歸模型，調查農戶秸稈利用方式和利用結構的影響因素。根據變量定義，估計模型設定如下：

　　五、估計結果及分析

　　模型估計結果見表5和表6。表5給出秸稈利用方式影響因素估計結果，表6給出秸稈利用結構影響因素估計結果。總體來講，模型估計達到1％顯著性水平，多數變量達到顯著水平，因此，模型估計結果可靠性較大。

　　（一）秸稈利用方式影響因素

　　觀察表5，有如下發現：

　　第一，種植規模顯著影響秸稈利用方式。亦即，種植面積顯著影響秸稈利用；種植結構顯著影響秸稈利用。但是，不同作物種植比例，對秸稈利用影響方向存在明顯差異。例如，棉花秸稈炊事用量較多（模型Ⅲ），飼料用量較少（模型Ⅰ）；相反，花生秸稈炊事用量較少（模型Ⅲ），飼料用量較多（模型Ⅰ）。

　　第二，種植結構顯著影響秸稈飼料用量。例如，在模型Ⅰ中，玉米、水稻、豆類和棉花種植比例越大，秸稈飼料用量越少；相反，花生和水稻種植比例越大，秸稈飼料用量越大。這些結果說明，盡管，隨著農業機械化水平提高，農戶大牲畜飼養量減少，但是，農戶仍然保留小家畜飼養傳統，特別是生豬飼養。花生蔓是粗飼料的最好原料。南方地區，水稻秸稈可能是粗飼料主要來源。

　　第三，種植規模和結構顯著影響秸稈能源化利用。在模型Ⅳ中，除油菜種植比例外，種植規模和種植結構，均顯著影響秸稈能源化利用量。亦即，種植規模越大，秸稈能源化利用量越大。這一發現說明，秸稈能源化利用規模，同農戶種植規模有顯著關系。因此，提高秸稈能源化利用，必須擴大農戶種植規模。換句話說，要加快農地流轉，擴大農戶種植規模。

　　第四，種植結構顯著影響秸稈丟棄量。在模型Ⅴ中，種植規模不顯著，說明秸稈丟棄量與種植規模沒有顯著關系。相反，種植結構達到顯著水平，說明，農戶秸稈丟棄量與種植結構有顯著關系。具體來說，增加小麥種植比例，顯著降低秸稈丟棄量；相反，增加玉米和油菜種植比例，顯著增加農戶秸稈丟棄量。這一發現可能說明，小麥秸稈較高的經濟用途，相反，玉米和油菜秸稈的經濟用途不大。

　　第五，專業化種植顯著降低秸稈焚燒量。在模型Ⅵ中，農戶種植規模與秸稈焚燒量呈顯著正比關系，說明種植規模越大，焚燒量越大。相反，種植結構與秸稈焚燒量呈顯著反比關系，說明種植比例大，焚燒量就越小。可能的解釋是：如果某種作物種植比例，足以達到規模經濟程度，農戶就會經濟地處理作物秸稈，使其實現經濟利益最大化。可以看出，實行專業化種植，可能有效避免秸稈焚燒行為。

　　（二）秸稈利用結構影響因素

　　觀察表6，有如下發現：

　　第一，農戶作物種植規模對秸稈飼料利用比例、炊事用量比例和丟棄量比例有顯著影響，但對秸稈還田、能源化利用比例和焚燒量比例沒有顯著影響。具體說來，增大種植規模顯著提高秸稈飼料用量比例；相反，增大種植規模顯著降低炊事用量比例和丟棄量比例。合理的解釋可能是：種植規模擴大，可能伴隨畜牧飼養的發展，進而提高秸稈飼料用量比例；由于秸稈炊事用量是有限的，所以，種植規模擴大，不可能再增加秸稈炊事用量。同前面一樣，種植規模擴大，必將產生大量的秸稈，農戶必須做出處理決策，這樣，可能減少秸稈的丟棄量比例。

　　第二，在作物秸稈飼料用量比例模型中（Ⅰ），所有規模和面積結構變量均達到顯著水平，說明他們均顯著影響作物秸稈飼料用量比例。具體來說，增加水稻種植面積比例，將顯著提高秸稈飼料用量比例，相反，增加其他作物種植面積比例，將顯著降低秸稈飼料用量比例。這一發現非常奇怪，因為，通常情況下，玉米秸稈作為大家畜粗飼料、花生秧作為小家畜粗飼料。然而，這里的發現相反，水稻秸稈可能作為家畜粗飼料來源。這里的可能解釋是：在南方稻作地區，由于畜牧業的發展，水稻秸稈成為粗飼料主要來源；相反，在北方旱作地區，由于種植規模擴大，農業專業化發展，家庭畜牧業逐漸萎縮，使秸稈的飼料化利用空間逐漸縮小。

　　第三，在作物秸稈能源化利用比例模型中（Ⅳ），除油菜種植面積比例外，其他作物種植比例均達到顯著水平，而且均成顯著正比關系，說明增加其他作物的種植面積比例，將顯著增加作物秸稈的能源化利用比例。但是，奇怪的是，為什么農戶種植規模變量沒有達到顯著性水平?可能的解釋是：在秸稈能源化利用量模型中，農戶種植規模變量達到顯著性水平，說明擴大種植規模可以提高秸稈能源化利用量。然而，在作物秸稈能源化利用比例模型中，農戶種植規模變量沒有達到顯著性水平，可能由于目前秸稈能源化利用比例有限，回歸結果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

　　第四，在作物秸稈丟棄量比例模型中（Ⅴ），農戶種植規模顯著，說明秸稈產量影響農戶丟棄秸稈比例。具體來說，隨著種植規模擴大，農戶丟棄秸稈比例顯著減少。這一發現指出，擴大經營規模，可顯著減少農戶秸稈丟棄量比例。同時，小麥面積增加，降低農戶秸稈丟棄比例；相反，玉米和油菜面積增加，增加農戶秸稈丟棄比例。可能解釋是，小麥秸稈經濟價值較大，而玉米和油菜秸稈經濟價值有限。

　　第五，在作物秸稈焚燒量比例模型中（Ⅵ），發現農戶種植規模與秸稈焚燒比例呈正比關系，說明農戶種植規模大，秸稈產量多，農戶焚燒量大。相反，作物種植比例與秸稈焚燒比例，均呈顯著反比關系，說明不管哪種作物，只要種植面積比例大，顯著降低農戶秸稈焚燒量。簡單的說，如果某種作物種植面積比例很大，足以達到規模經濟程度，農戶會采用經濟手段處理秸稈，實現利益最大化。從這一點講，加速土地流轉，擴大種植規模，發展專業大戶，是杜絕農村秸稈焚燒途徑之一。

　　六、基本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基本結論

　　第一，農戶作物種植規模總體偏小。農戶平均種植規模9.2畝，實際耕地規模4.5畝。17.6％的農戶，種植面積在5畝以下；42.4％的農戶，種植面積在5-10畝；36.6％的農戶，種植面積在10-20畝；只有3.6％的農戶，種植面積大于20畝。有些地區種植面積只有5畝，實際耕地面積只有2.5畝。

　　第二，作物秸稈處理方式比較原始。盡管發現很多秸稈利用方式，但是，農民秸稈利用方式，主要還是直接還田、露天焚燒、炊事燃料、粗飼料和直接丟棄，能源化利用很少。

　　第三，種植規模決定秸稈利用行為。模型分析結果顯示，農戶種植規模，最終是秸稈產量，決定秸稈利用方式。換句話說，農戶土地經營規模顯著影響秸稈處理方式。具體來說，只要種植規模夠大，秸稈產量夠多，就可能產生規模經濟，秸稈將會被經濟利用。相反，如果規模太少，秸稈產量有限，那么，秸稈的處理方式可能比較隨意，丟棄或焚燒最簡便。

　　第四，秸稈類型影響秸稈利用行為。模型分析結果顯示，農戶作物種植結構顯著影響秸稈利用及結構。不同的秸稈有不同用途，而且收集、運輸和處理方法差異很大。例如，玉米和花生秸稈可做飼料，小麥秸稈用作造紙原料，這在我國均有悠久傳統。除炊事燃料、丟棄和焚燒之外，目前沒有大規模秸稈利用途徑。因此，秸稈種類，進而種植結構，影響秸稈利用行為。

　　第五，秸稈利用結構發生顯著變化。比較2000年和2013年的調查結果不難看出，河南省秸稈利用結構發生明顯變化。2000年農戶秸稈用于炊事的比例高達32％，然而，2013年農戶秸稈用于炊事的比例降到8.9％；2000年農戶秸稈用于動物飼料的比例高達25％，然而，2013年農戶秸稈用于動物飼料的比例降到11％；2000年農戶秸稈用于工業原料的比例為15％，然而，2013年農戶秸稈用于工業原料的比例只有2％；2000年農戶秸稈焚燒閑置的比例為23％，然而，2013年農戶秸稈焚燒閑置的比例降到12％。相反，2000年農戶秸稈還田比例只有4％，然而，2013年農戶秸稈還田的比例高達63％。

　　第六，秸稈利用方式地區差異明顯。有些地區采用秸稈直接還田的辦法。例如，許昌和新鄉，比例接近100％；商丘、安陽和鄭州，比例達到73—86％。有些地區直接焚燒較多，例如，信陽，焚燒比例高達50％以上。有些地區直接丟棄較多，例如，洛陽，丟棄比例接近60％。有些地區能源化利用最好，例如安陽和三門峽，比例分別為11％和8％。

　　總之，河南省秸稈利用結構發生顯著變化，主要表現在：第一，秸稈還田的比例呈幾何級數增加，從4％增加到63％；第二，總體上講農戶秸稈利用率減少50％；第三，秸稈工業原料利用比例從15％，幾乎減少到零。

　　（二）政策建議

　　第一，加速土地流轉，擴大經營規模。目前，農戶種植規模偏小，秸稈產量達不到規模經濟要求，限制秸稈的經濟和能源化利用發展。換句話說，目前家庭經營狀況，很難實現作物秸稈優化處理，更談不上秸稈能源化利用。

　　第二，加強環保宣傳，杜絕秸稈焚燒。盡管，總體上講，平均秸稈焚燒量為6％，但是，地區和作物之間差異較大，應加大重點地區秸稈焚燒監管。具體來說，信陽地區秸稈焚燒比例高達52.5％，特別是，有68.3％的稻谷秸稈被焚燒，戶均達到139公斤。再是洛陽和三門峽，秸稈焚燒比例分別達到13.5％和9.2％，也要引起各級政府的充分重視。

　　第三，增加堆肥還田，減少直接還田。秸稈還田是主要利用方式，例如，調查結果顯示，將近70％的小麥和玉米秸稈直接還田。但是，是否達到還田的目的值得注意，因為，有些還田甚至影響田間管理，因此，很難達到增加土壤肥力的效果。實際上，堆肥還田的秸稈比例非常小，農戶平均僅有2.8％；相反，農戶平均直接還田的比例高達60.4％。我國農業復種指數較高，大部分省份接近200％，提高土壤有機質含量是大問題。因此，要提高堆肥還田比例，為此，國家要增加投資，提高堆肥還田效率，節省勞動力成本。

　　第四，加快打捆機械發展，提高秸稈處理效率。農戶在考慮直接還田或丟棄時，主要考慮勞動和生產的機會成本。由于秸稈處理費時費工，效率較低，機會成本較高。所以，要實現秸稈的資源化處理，政府必須幫助農民解決這些問題。為此，應加快秸稈打捆機械應用，提高秸稈處理效率，減少勞動投入機會成本，同時可達到增加堆肥還田比例，提高土壤肥力的目的。

　　第五，實施收獲和秸稈處理聯動制度。這樣可以顯著降低生物質能源企業原料成本。具體措施有：秸稈收集與作物收獲同步進行，減少用工支出和有效物質損失；秸稈收獲可同時打包露天存放，節省企業儲備空間廠房租賃及運輸費用。為了保證這一聯動制度的實施，國家需要出臺相應的政策法規保障體系，實施農戶一企業一政府合作共贏的秸稈處理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