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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苑艷，王菁菁，陳凱
（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100083）
摘要：基于生物質能源企業視角，將我國生物質能源產業發展階段特點與動態能力、創新績效理論相結合，構建包含動態能力、創新模式和創新績效在內的研究框架。從18個地區35家企業獲取一手數據，結合現有文獻進行分析，構建結構方程模型，取得相關研究結論。研究表明，學習能力對兩種創新模式彬響顯著，且對漸進式創新影響更強；整合能力對激進式創新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兩種創新模式對企業創新績效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生物質能源企業采用漸進式創新模式對創新績效的影響作用更大。最后根據研究得出結論并提出建議。
開發更加清潔的可再生能源成為世界能源產業發展的趨勢。生物能源具有其特殊性，它的使用不會凈增加溫室氣體排放，同時能在一定范圍內維持甚至增加陸地土壤的碳儲量，可有效地解決化石能源枯竭和全球環境污染問題[1]。因而其產業發展日益受到我國政府和企業的重視，在國家“十三五”規劃及林業發展“十三五”規劃中生物質能源被列為國家加快培育和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然而，受制于消費市場不完善，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生物質能源產業的發展面臨困境[2]。熊彼特[3]提出，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和根本源泉在于企業的創新活動。對于以科技研發和自主創新為企業成長首要動力的生物質能源產業，核心技術的缺乏往往會導致其新產品或服務競爭力不強，而通過持續創新，企業可以對現有產品和服務進行改進，亦或創造出新的產品來滿足客戶的潛在需求，為企業贏得持續競爭優勢。因而作為一項技術密集型產業，創新績效對于生物質能源企業的發展尤其重要，關乎著其生存與發展。
圍繞如何提升企業創新績效、獲得并保持競爭優勢這一基本問題，學者們進行了大量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Porter提出了“競爭力”理論，80年代后期“戰略沖突”理論占據重要位置，之后基于資源和能力的戰略觀、“核心能力”理論出現，現今研究的焦點轉向了動態過程。Teece等人[4]提岀了“動態能力”的概念及三維分析框架，并認為企業可以通過建立動態能力，調整自身資源以適應外部環境變化，最終獲得持續競爭優勢。很多學者對動態能力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這些研究不僅關注企業的總體績效，還研究動態能力對績效不同維度的影響，譬如動態能力與經營績效、創新績效、財務績效和組織績效的關系，大多數學者認為動態能力對提升企業各方面績效存在顯著作用，是獲得可持續競爭優勢的重要途徑[5-8]。然而已有研究主要是在自由競爭的成熟市場背景下展開的，對于處在產業發展初級階段、消費市場尚不成熟、政府大力扶持發展的我國生物質能源產業，現有結論是否適用還有待進一步的驗證。
與此同時，按照創新程度的差異，學者們將創新模式分為漸進式創新和激進式創新，認為這兩種創新模式都能夠推動企業創新發展[9-10]，也有學者如李翔等[11]指出動態能力對這兩種創新模式可能會具有不同程度的推動作用。但對于動態能力與創新績效之間關系的探索，現有研究很少區分創新類型，因而很難厘清動態能力對兩種創新模式的影響差異以及兩種創新模式對于提升企業創新績效的作用機制。
基于此，本研究將建立“動態能力-兩種創新模式：企業創新績效”關系模型，通過對生物質原料生產、生物質原料收儲運、生物質加工轉化、生物質的轉化利用設備經營、生物質產品生產銷售和應用五類生物質能源企業開展問卷調查，利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探討在政府鼓勵、扶持企業發展而消費市場發展相對滯后的條件下，生物質能源企業動態能力影響創新績效的內在機理，豐富動態能力理論，同時根據研究發現為企業有效提升創新績效提供理論指導，促進我國生物質能源企業更好發展。
1文獻回顧
1.1動態能力
針對企業如何獲得并保持競爭優勢，學者們進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例如20世紀80年代Porter的“競爭力”理論，80年代后期的“戰略沖突”理論，再到后來的“核心能力”理論。但上述理論都存在著一定局限，譬如“競爭力”理論和“戰略沖突”理論過于強調對宏觀環境、產業環境以及競爭者的分析，缺乏對企業自身能力的關注[12]。“核心能力”理論則被認為是一種靜態研究[9]，存在“核心剛性”的問題，難以適應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因此，學者們研究的焦點逐漸轉向了動態過程。其中，Teece等人[4]提出了“動態能力”的概念，認為動態能力是“企業整合、建立和重購企業內外部的能力”，企業可以通過建立動態能力、迅速調整戰略、整合自身資源以適應外部環境變化，最終獲得持續競爭優勢。
通過對以往相關文獻的梳理發現，動態能力主要分為感知、學習、重構和整合4個維度。其中，感知能力是指企業不斷掃描、監測和預測內外部環境，察覺市場變化和客戶需求，評估機會和威脅的能力[13]。學習能力主要包含知識獲取、知識應用和知識轉化[14]。重構能力主要表現為組織、流程以及關系網絡的重構、資源的重新配置和戰略目標的調整等。整合能力是指企業協調、轉化以及重組內外部運作能力和資源的技能。由于生物質能源行業屬于新興行業，行業內大部分企業成立年限相對較短，以中小型企業為主，格局規模有限，所以暫時不將重構能力納入研究范圍。
1.2創新績效
學者們對創新績效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企業創新活動的效率和效果上，體現在創新活動的產岀和對企業的影響上[15]。而從績效類別來看，現有研究主要關注產品創新績效和技術創新績效，其重要衡量指標是新產品和新服務。對于產品創新績效，Wubben等[16]用新產品銷售數據衡量產品創新績效，張婧等[17]用新產品的市場化程度加以衡量；對于技術創新績效，高建等人[18]則從產出績效和過程績效兩個方面加以研究。本研究將重點關注產品創新績效，并將創新績效定義為企業在經營期間內創新活動所產生的效益。
關于動態能力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很多學者通過實證方法探究表明動態能力與企業創新績效呈顯著正相關關系。杜俊義等[14]對全國18個省份的中小企業進行了調查，杜建華等[5]對270家孵化企業展開了研究，付丙海等[19]則是通過對長三角232家新企業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均表明動態能力對創新績效呈現顯著正向影響。也有部分研究表明，動態能力在其他變量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具有中介作用或調節作用。例如吳航等[20]對多家中國國際制造化企業進行研究，發現動態能力在出口和創新績效以及對外直接投資和創新績效之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金昕等[21]以214家知識密集型服務企業為研究對象，得出動態能力在知識源廣度、深度和創新績效之間發揮中介和調節作用的結論；譚云清等[22]則通過對我國182家國際接包企業的調查獲取數據，證明了企業動態能力在社會資本各維度與創新績效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少數研究表明，動態能力對企業創新績效具有間接作用。江積海等[13]對中國南車集團進行縱向案例研究，發現動態能力通過影響運作能力和資源組合，間接作用于企業創新績效。上述研究均表明，動態能力對企業創新績效具有促進作用。
1.3創新模式
按照創新程度的差異，企業創新可劃分為兩種類別：漸進式創新和激進式創新[23]。漸進式創新是指通過不斷的、連續的小創新，提升主流產品性能，改進現有技術水平，從而滿足已有市場的需求，更好地服務客戶。激進式創新是指對現有市場進行顛覆的創新，從根本上突破現有技術，開發全新的產品或服務，滿足潛在消費者的需求甚至塑造消費者的偏好。這兩種創新模式都能夠推動企業創新發展[24]。
對于這兩種創新模式之間的關系，一些學者認為漸進式創新與激進式創新在性質上存在沖突，會互相爭奪資源，而企業的資源和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在同一家企業內很難同時開展兩種模式的創新[25]。但另一些學者卻通過開展實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如果企業能進行有效的組織設計，就可能達到兩種創新模式之間的平衡，而且更有助于企業創新績效的提升[26]。譬如Cao等[27]、崔瑞瑞等I緞通過實證分析提出雙元創新的互補關系能正向影響企業創新績效。Connor[26]認為企業如果能夠較好地保持兩種創新模式之間的均衡關系，則更可能實現產品改進與革新之間、技術調整與顛覆之間的有效平衡。
現有文獻對動態能力與創新的關系給予了一定的關注，通過整理與分析發現，大多數學者認為動態能力對創新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例如程聰等認為，動態能力能夠提升企業的知識獲取和篩選能力，使得企業能夠通過漸進式創新對資源基礎進行調整和修改。Eisenhardt等[29]認為，動態能力有助于企業建立激進式創新能力，從而促進企業開展激進式創新活動。同時，部分學者的研究表明動態能力對兩種創新模式具有不同程度的推動作用[30]。企業可以通過動態能力為兩種創新模式合理配置資源，不斷地對現有資源進行劇烈重構和漸進改進。當企業通過掃描外界環境變化并識別機會，可以通過激進式創新，最大化的利用新機會帶來的先發優勢。待形成新技術和新產品的雛形后，可以通過漸進式創新不斷地改進與完善。在互聯網時代下，企業亦可以通過微小創新，漸進改進，降低創新活動的不確定性，最終實現劇烈重構，實現激進式創新和價值創造[12]。Ellonen等[31]還研究了動態能力的子維度與創新模式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動態能力的子維度都較強的企業，更易于將他們在市場或技術的既有能力與其他方面的新能力相互結合，從而進行漸進式創新。相對地，僅單一維度動態能力較強的企業，則更多進行激進式創新，從某一維度尋求顛覆。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發現，動態能力對企業創新績效具有不同程度的促進作用，而且動態能力對兩種創新模式具有不同程度的推動作用。但學者們對于動態能力與創新績效之間關系的探索，現有研究很少區分創新類型，因而很難厘清動態能力對兩種創新模式的影響差異以及兩種創新模式對于提升企業創新績效的作用機制。
1.4生物質能源產業
近年來，生物質能源的開發和利用在我國得到積極地示范和推廣應用，是我國能源發展戰略和規劃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我國生物質能源產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質能產業潛力及發展前景、用戶消費傾向及市場潛力、產業政策和發展戰略研究等方面。研究表明，我國現階段已具備產業發展的可行性條件，但是仍面臨政策滯后、融資困難、市場不成熟、技術制約和生產成本等方面的挑戰[2]。
此外，消費市場不成熟也限制了生物質能源產業的發展，全國實際生物質年消費量僅占可作為能源利用的生物質資源總量的7.6%（數據來源于《生物質能發展“十三五”規劃》），其中生活習慣和產品的便利性會影響用戶對于生活用能的選擇，而對于生物質能源的認知不足，會降低用戶使用生物質能源的積極性[32]。關于產業政策，張平等[33]認為中國兼具“資源劣勢”和“政策優勢”的雙重特征，先后出臺的一系列財政獎補政策，為生物質能源發展營造了很好的政策環境。但尚煜[34]指出目前我國政府對于企業的技術創新補貼、租稅優惠大多集中在事后獎勵和補助方面，而對于尤其需要資金支持的事前、事中的資助較少。對于如何加快我國生物質能源產業發展，學者們從宏觀角度出發，立足與中國國情和資源稟賦，逐步提出了發展以非糧食作物為主的生物質能源產業，實行“因地制宜”分布式發展[35]，為后續研究的對象選擇及策略建議提供了很多思路。
2研究假設與概念模型的提出
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中，生物質能源企業需要基于現有能力和資源，充分挖掘出現有產品及服務的潛在價值，同時，還要不斷學習、變革與創新，開發全新的產品和技術滿足潛在市場的要求。所以，兩種創新模式對于生物質能源企業獲取比較優勢、實現長期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然而，在關于動態能力與創新績效之間關系的眾多研究中，很少有學者關注不同創新模式對二者的影響。鑒于此，本研究將逐一考察動態能力的3個子維度對兩種創新模式的影響以及兩種創新模式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
2.1動態能力與兩種創新模式
感知能力是感知行業及市場變化，覺察客戶需求，感知機會和威脅的能力[36-37]。當企業感知行業劇烈變化，識別出發展機會時，會選擇激進式創新，最大化新機會帶來的先發優勢[38]。反之，行業變化相對平穩，企業會傾向于采用漸進式創新優化現有產品及服務。當企業感知到客戶需求發生巨大變化、競爭對手做出巨大改變時，傾向于采取激進式創新以創造更有競爭力的產品或服務滿足客戶需求，保證絕對競爭優勢[39]。反之，企業可能會選擇風險較小的漸進式創新，規避激進式創新帶來的高風險和收益的不確定性。感知變化程度不同，企業的技術創新模式選擇可能存在一定差異[40]。
對生物質能源企業來說，風能、太陽能等其他新能源企業正處于積極的開發探索中，在技術、產業鏈和配套設備上更加成熟，會給生物質能源企業帶來一定的競爭壓力，當生物質能源企業感知到其他新能源產業發生了劇烈變革時，就要采用激進的創新模式以應對環境變化，有效回應其他類型能源產品的競爭威脅；而當其他新能源產業發展較為平緩，技術未發生根本性變革時，企業可以采用漸進式創新實現對現有技術的漸進式改造，更好的服務客戶、滿足市場需求而不必承擔更高的成本和更大的風險。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1：感知能力對漸進性創新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2：感知能力對激進式創新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學習能力是企業對知識獲取、吸納、轉化及利用的能力。戴明提岀PDCA循環[41]，認為組織學習是個周而復始持續改進的循環過程。也有學者認為組織學習、漸進式創新和持續改進三者交互影響，并構建了基于PDCA的雙環學習模型[41]。漸進式創新是對現有技術、產品及流程進行漸進、持續改進的過程。在持續改進過程中，知識不斷積累，學習能力得到提升。提升的學習能力又會促進下一次漸進式創新，不斷循環推進。當組織內部的知識積累及能力提升足以徹底改變現有技術及產品時，就會導致激進式創新的出現[42]。也有學者認為，企業偏向于從伙伴供應商、客戶及競爭對手獲取、吸納本地知識，更傾向于選擇漸進式創新對資源基礎進行調整和修改。而偏向于從跨行業或產業邊界全新領域獲取全新知識和要素的企業，更傾向于選擇激進式創新[43]。因此，學習能力對兩種創新模式都具有顯著推動作用。
當前我國生物質能源企業核心技術不完善，例如自主研發的燃燒鍋爐耗能較高、自動化程度低和轉化率較低的問題在企業中普遍存在。而科技研發、自主創新是生物質能源企業成長的首要動力，關鍵技術突破是企業高效高值利用生物質能源、拓展產品市場的有效途徑。企業可以通過獲取、吸納外部知識，不斷完善和優化內部知識鏈，轉化、利用知識，為現有技術、產品或流程的改進建立基礎，在持續改進的過程中，知識不斷地獲得積累，學習能力進一步提升，促進下一次漸進式創新。當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企業就可能在能源作物開發、沼氣技術和生物質熱轉化等技術上實現重大突破，從而引領行業變革。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3：學習能力對漸進性創新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4：學習能力對激進式創新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整合能力是指企業為了適應環境變化，利用、轉化以及重組內外部資源的能力。整合能力對漸進式創新和激進式創新均有顯著影響，且對于激進式創新的影響作用更大[44]。整合能力的強弱會影響企業的創新模式選擇。整合能力強的企業，能夠整合外部異質性資源，盤活存量資源，將二者有效融合形成企業獨特知識，推進激進式創新[45]。此外，整合內容的新度和持續度也會影響企業的創新模式選擇。當整合的知識與企業現有知識相似或者互補，只能對企業創新產生暫時性影響時，企業更多會傾向于選擇漸進式創新，利用整合知識對原有產品進行改進。譬如生物質能源企業通過整合政策信息，明確關鍵技術的突破方向，利用政策扶持，重組內部資源，調整經營行為，改善生物柴油產品抗氧化性能差、生物質熱轉化成本高和固體成型燃料穩定性差等問題，實現企業的漸進式創新。當企業跨技術領域、跨行業進行知識整合，且整合的知識會對企業創新產生持久的影響時，企業可能更傾向于選擇激進式創新，推出全新的技術及產品填補市場空缺。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5：整合能力對漸進性創新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6：整合能力對激進式創新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2.2兩種創新模式與企業創新績效
技術創新既有可能是對現有技術的漸進式改造，也有可能是以激進式創新打破產業的技術平衡。無論是漸進式創新還是激進式創新，對于培育和發展戰略新興產業都具有積極意義[46]。生物質能源產業作為一種戰略性新興產業，具備高產業關聯性，即上下游關聯產業與其自身的發展有著緊密的關聯。
通過漸進式的創新模式，企業可以基于原有技術軌道，實現對產業技術的漸進式改造，不斷推動技術創新，而不打破產業系統之間的耦合互動。譬如，生物質鍋爐設備的企業對鍋爐進行細微改造，提高熱轉化率。生物質成型燃料企業對壓縮成型技術進行改進，改變燃料顆粒結構，使得燃料更加充分燃燒。張慧穎等[46]認為漸進式創新是基于現有資源與能力而開展的創新活動，與激進式創新相比，成本、風險及不確定性更低，對創新績效的影響更為顯著。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漸進式創新只能應對相對穩定的環境變革，為企業帶來的收益較小。而激進式創新可以通過開發全新的產品和技術；開辟全新市場，大幅增加企業利潤。通過激進式的創新模式，企業可以以“技術間斷”的方式顛覆傳統行業，引領行業變革[47]。有學者認為，這種創新模式為企業貢獻的凈現值約是漸進式創新的3~4倍[48]。張婧等[49]對中國制造企業的研究也表明，兩種創新模式對企業創新績效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但隨著環境壓力的不斷增大，激進式創新呈現更加顯著的影響。目前，已有學者對可再生能源行業激進式創新作了初步探索，認為可再生能源技術有望與智能電網、新能源汽車等相互關聯的行業技術進行融合，引發技術革命。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7：漸進式創新對企業創新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8：激進式創新對企業創新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如圖1所示的概念模型。
3研究設計
3.1研究樣本與數據
本研究以生物質能源企業為研究對象，企業的經營范圍主要分為以下五類：（1）生物質原料生產；（2）生物質原料收儲運；（3）生物質加工轉化；（4）生物質的轉化利用設備經營；（5）生物質產品生產銷售和應用。由于問卷內容涉及企業多方面的經營情況，故本次調研僅中層及以上管理者才能作答。
問卷收集主要包含以下幾個途徑：（1）項目組成員到云南、浙江、內蒙古、江西和河南等18個生物質資源豐富的地區深入企業調研，邀請企業中高層領導填寫問卷，訪談了解企業生產經營情況。（2）訪問部分與國家能源非糧生物質原料研發中心、我校林學院、材料學院有合作項目的生物質能源企業。（3）通過項目組、被訪談企業高管、林學院、材料學院生物質能源研究有關專家的關系網絡發放問卷。
調研從2017年6月持續到2018年3月，總共調研35家企業，收回問卷78份，其中有效問卷76份。參研企業涵蓋國有、民營與三資等多種所有制類型。其中，民營企業的比重較大，占力.6%。成立年限6~10年的企業最多，占比39.5%。企業規模以中小型企業為主，在100以下的企業占71%。此外，在參研企業中，經營生物質產品生產銷售和應用、生物質加工轉化的企業占大多數，同時集生物質加工轉化、產品生產銷售和應用于一體的企業共有42家。
3.2變量測度
本研究使用的問卷在形成過程中，首先通過對相關文獻的閱讀與分析，借鑒以往權威量表并結合行業特點對個別測項進行微調，形成了初始問卷；然后就問卷中的結構設計、測量題項和語言措辭等問題與所在項目團隊成員及國家能源非糧生物質原料研發中心，林學院、材料學院等有關專家進行討論，參考其建議對問卷進行了調整與修改；接著訪談了新木生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和北京能祺熱能技術有限公司的部分高管，就題項表述準確清晰與否、題項內容是否能夠反映企業真實情況與他們進行深入交流，根據其建議調整與修改問卷；最后通過抽取7名相關人士試填問卷，進一步修改了問卷中題目的措辭，使其更清晰易懂，并形成調查問卷終稿。
問卷除了基礎選項題目外，大部分選題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級量表進行計分，數字評分1~5表示為非常不同意（1分）、不同意（2分）、不確定（3分）、同意（4分）、非常同意（5分）。本研究需要測度的變量有動態能力、漸進式創新、激進式創新以及創新績效，相關測項設置具體見表1。
4實證結果分析
4.1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研究運用SPSS20.0軟件對總量表以及各項變量進行了信度檢驗。總量表Cronbach's Alpha系數為0.946，說明此次研究使用數據總體信度較好。對于各項變量的信度檢驗，除感知能力量表在0.7~0.8之間外，其余變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數均大于0.8，表示本次測量的量表具有較高的可靠性，如表2所加。
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主要是建立在前人的相關文獻基礎上，借鑒成熟的量表，而且在初始問卷形成后，就問卷中的結構設計、測量題項和語言措辭等問題與所在項目團隊成員、生物質能源領域專家學者以及企業高管進行了多次討論，并根據他們給出的意見對問卷審慎檢視，對存在問題的地方進行修正。因此，本研究正式問卷中使用的量表具有較好的內容效度。
此外，本研究使用SmartPLS軟件對量表結構效度進行了檢驗。在正式測量收斂效度之前先對測項進行優化，由于測項III（新產品的開發）所有因子載荷系數均小于0.5，不滿足要求，故將測項III剔除。再次對測項進行因子分析，此時各測項因子載荷系數均符合要求。然后通過SmartPLS軟件計算出各測量構面的組合信度（CR值）及平均抽取變異量（AVE值），測量結果顯示（見表2），各測量構面的組合信度均大于0.7，所有構面平均抽取變異量均大于0.5，說明本研究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同時，計算各構面間的相關系數以及各構面的AVE值算術平方根，并將二者數值進行比較，可以檢驗量表的區別效度。測量結果顯示（如表3），量表中各構面的AVE值算數平方根均大于各構面間的相關系數，說明本研究量表各構面之間存在足夠的區別效度。
4.2動態能力、兩種創新模式與企業創新績效關系研究
4.2.1結構方程初始模型構建
根據前文所構建的動態能力、兩種創新模式與企業創新績效關系模型，本研究利用smartPLS2.0，構建了動態能力、兩種創新模式和企業創新績效初始結構方程模型（見圖2）。該初始結構模型共設置13個外生顯變量，分別測度3個外生潛變量（感知能力、學習能力和整合能力），設置11個內生顯變量測量，分別測度3個內生潛變量漸進式創新、激進式創新及創新績效。
4.2.2模型初步擬合與優化
通過運行smartPLS軟件，得到模型檢驗結果。感知能力漸進式創新和感知能力激進式創新對應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分別為0.065和0.012，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感知能力對兩種創新模式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對應的研究假設H1、H2不成立；整合能力漸進式創新所對應的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012，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整合能力對于漸進式創新并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故其對應的研究假設H5不成立；其余研究假設均通過實證檢驗。因而通過調整未通過假設檢驗的路徑對模型進行修正，本研究逐一刪去顯著性水平最低的路徑，重新導入數據進行數據擬合檢驗。重復多次操作后，最終所得模型中各標準化路徑系數、顯著性水平如表3所示。
優化結果表明，調整后模型各項指標均有顯著提升。根據表4數據顯示，優化模型中的5條假設路徑的標準化系數均大于0，T值均大于1.96的參考值，在P<0.001的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故假設H3、H4、H6、H7和H8成立。其中，學習能力與漸進式創新之間（H3）、學習能力與激進式創新之間（H4）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分別為0.837和0.410，說明學習能力對兩種創新模式均有直接的影響作用，而學習能力對漸進式創新的影響更強。類似地，漸進式創新與創新績效之間（H7）、激進式創新與創新績效之間（H8）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分別是0.391和0.311，說明漸進式創新、激進式創新兩個變量都對創新績效有顯著的影響，且漸進式創新對創新績效的影響作用更大。
從表5數據可以看出，學習能力對漸進式創新的解釋力為70.1%，學習能力和整合能力這2個潛在變項能夠解釋激進式創新變化的42.3%，兩種創新模式對創新績效的整體解釋能力為57.4%，表示模型解釋程度良好。
本文采用Gof指標來檢驗測量模式和結構模型的整體擬合優度，經過計算，該模型Gof值為0.618，表示該模型具有較強的適配度。
模型優化后，有3條影響創新績效的因果鏈條（見圖3），分別是：學習能力→漸進式創新→創新績效，學習能力→激進式創新→創新績效，以及整合能力→激進式創新→創新績效，根據標準化路徑系數，其中影響作用最大的因果鏈條是第一鏈條，即學習能力→漸進式創新→創新績效。
5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提出的假設大部分得到了實證研究的支持，通過對獲得支持的假設的整理與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1）學習能力對兩種創新模式影響顯著，且其對漸進式創新的影響更強。這是由于參與調研的生物質能源企業基本上為中小企業，大部分還處在發展階段，組織內部知識積累相對不足，企業更多是從組織內部、合作伙伴、競爭對手那里獲取知識，且更多是同質性而非異質性。
（2）整合能力對漸進式創新影響不顯著，但其對激進式創新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說明參與調研的生物質能源企業整合能力普遍較強，能夠借助豐富的外部資源，優化內部知識鏈。此外整合的知識可能會對企業創新產生持久的影響。譬如，生物質能源企業通過搭建科研合作平臺整合科研資源，這種創新資源集聚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可能是持續的。
（3）兩種創新模式對企業創新績效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生物質能源企業采用漸進式創新模式對創新績效的影響作用更大。因為生物質能源技術創新過程具有高成本、高風險等特點，激進式創新意味著企業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承擔更多的風險不確定性。而參與調研的生物質能源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資金實力及研發能力相對不足，所以更多情況下采取漸進式創新的方式。其次生物質能源技術創新過程的本質是一個有反饋環的次序過程。企業基于原有技術將產品投放市場，在用戶信息反饋后，會對原有技術進行改進，如此循環往復，最終實現對已有技術的集成創新。
對于與研究的理論預設不一致的實證結果-感知能力對兩種創新模式的影響均不顯著，其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1）感知能力不直接影響創新模式，而是通過建立企業與外界之間的互動聯系，幫助企業感知客戶變化、識別機會與威脅，影響企業認知，誘發動態能力的建立，提升創新績效。（2）環境動態性趨于平穩，參與問卷調研的生物質能源企業的感知能力對兩種創新模式本身影響不顯著。
本研究通過實證分析探討了動態能力各維度與創新績效的關系。即生物質能源企業通過增強感知能力、學習能力及整合能力能夠有效提升企業創新績效。基于此，研究從如何提升這3種能力出發，為生物質能源企業經營管理提岀了如下策略建議：
（1）加強政企合作，注重政策信息收集，加深對政策變革的感知：生物質能源企業可以通過承接政府項目、與相關部門進行戰略合作等方式，與政府開展廣泛的交流合作，實現合作共贏。此外，企業可以通過參與政府相關政策宣講會、加強與相關部門的對話溝通，及時把握行業政策發展方向。
（2）加強與客戶、供應商之間的信息溝通，及時進行調整：為客戶搭建信息化的交流平臺，及時收集客戶反饋，同時還需要加強與供應商之間的溝通交流。
（3）加強技術交流，整合技術資源，逐步培育自主創新能力：生物質能源企業可以通過行業技術交流會、合作伙伴大會等形式，及時把握行業前沿技術發展方向。定期組織技術骨干深入先進企業考察，加強企業間的技術交流與學習。在企業發展初期，由于企業研發資金不足能力有限，可以采取引進創新的方式，通過引進先進技術及人才，加快企業創新速率，降低研發不確定風險。通過與高校及科研院所搭建“產學研”創新交流平臺，與政府部門及其他組織進行戰略合作，從而形成緊密的產業創新聯盟，實現技術共享，資源共享。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可以考慮組建專門的研究團隊，成立研究中心。依托研究中心的資源集聚優勢，圍繞生物質能源產業技術創新關鍵問題，與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產學研”聯合培養，進一步強化生物質技術基礎研究，促進成果轉化。
（4）加強資源整合，實現管理信息化，強化內部運作能力：通過推進信息化、網絡化平臺建設，可以全面整合內部資源，實現生產信息共享。加強內部溝通效率，簡化管理流程，提高整體運作能力。盡管本文的研究能為企業基于現有資源，辨識動態能力不同維度，更好選擇創新模式，提升企業創新績效提供一定的理論指導，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樣本數量較少使得無法將不同經營類型生物質能源企業進行對比研究。后續研究可以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擴大收集的樣本量、可將“經營類型”作為控制變量，嘗試比較不同經營類型企業的技術創新程度及創新績效，進行更深入的挖掘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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