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珺，石欣

（湖南農業大學商學院，湖南長沙410128）

　　摘要：基于計劃行為理論，構建了農戶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及行為理論模型，以湖南省4個市（州）331份農戶微觀調查數據，運用結構方程模型實證分析了農戶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及其影響因素。結果表明：行為態度、主觀規范、知覺行為控制均對農戶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有較為顯著的正向影響，農戶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對利用行為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農戶對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的感知（提高自身技能的認知）會正向作用于其對秸稈資源化利用的認知和評價，進而影響農戶秸稈資源化化利用的意愿。鄉鄰、村委會和村干部支持是影響農戶主觀判斷的重要因素，秸稈資源化利用配套設施是農戶知覺行為的關鍵因素，主動宣傳秸稈資源化利用是農戶利用行為的最終結果。

　　一、問題的提出

　　秸稈作為農業生產的主要副產品和農業生物質資源，具有巨大的潛在利用價值。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發展生態循環農業，推進畜禽糞污、秸稈、農膜等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我國是農業大國，每年產生的農作物秸稈超過9億噸，早在2008年國務院辦公廳就發布了《關于加快推進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的意見》，提出加快解決由于秸稈廢棄和違規焚燒帶來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問題。經過十余年的努力，截止到2019年8月，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全國秸稈綜合利用率達到84%。湖南省作為中部地區的農業大省，豐富的農作物秸稈資源是寶貴的可再生資源。據統計，2017年湖南省秸稈資源總量約為4779.5萬噸，全省全年秸稈實際利用量為2293.96萬噸，綜合利用率為67%。2018年湖南省秸稈綜合利用率為74%，與十三五規劃確定2020年達到85%的目標還存在一定差距。在實踐中，由于勞動力機會成本提高、畜牧業與種植業逐漸分離、秸稈利用技術不成熟等原因，許多農民不愿對作物秸稈進行資源化利用，隨意丟棄等現象仍然會在未來一段時期長期存在[1]。提升農戶的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和行為，成為秸稈資源化利用的關鍵。

　　諸多學者就秸稈資源化利用問題展開了研究。對已有文獻進行梳理發現，研究的熱點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關于秸稈資源數量估算及利用潛力的研究。畢于運等[2]對中國秸稈資源數量進行了估算；崔蜜蜜[3]基于資源密度視角對作物秸稈資源化利用潛力進行了測算與市場評估；孫建飛[4]基于可收集的秸稈資源量進行了估算和潛力分析。二是關于秸稈資源化利用路徑與方式的研究。當前國內秸稈利用模式可概括為能源化、肥料化、飼料化、基質化、原料化等，推廣秸稈“五料化”利用技術可加快秸稈的應用發展進程[5-7]。三是關于秸稈資源化利用效益的研究。張兵等[8]運用成本—收益方法分析了江蘇省秸稈類農業生物質能源分布及其利用的效益。王惠等[9]運用貨幣價值折算方法對秸稈生物發酵飼料的經濟效益及社會效益進行了探討。四是關于秸稈資源化利用宏微觀影響因素方面的研究。宏觀方面主要包括農戶秸稈處置方式、交易費用、市場環境、農業政策、技術支持、秸稈產業發展狀況[10-12]等，微觀層面主要包括農戶個人和家庭特征、種植規模、個人認知、秸稈資源化利用受償意愿與支付意愿[13-15]等，它們是影響農戶秸稈焚燒、還田、出售、資源化利用行為的重要因素[16-19]。

　　總的來看，學界對東部沿海和東北地區秸稈資源化利用的研究較多，對中西部地區的研究較少；對秸稈資源化利用技術的研究較多，對微觀實踐主體農戶的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行為的研究較少。農戶對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和行為受到內外部因素的影響較大，隨著時間的推移，制度和環境都在變化，對中部地區農戶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和行為進行更加深入的探討十分必要。農戶對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的發生取決于個體認知和意愿強弱，適用于計劃行為理論分析框架?；诖?，筆者擬借鑒已有研究，采用計劃行為理論模型和湖南省農戶的微觀調查數據，實證分析農戶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及其影響因素，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二、研究假設與模型選擇

　　計劃行為理論（TPB）是Ajzen于1975年首先提出[20]，該理論由于能較好地解釋及預測人類行為，因此運用廣泛。根據計劃行為理論，個體的行為取決于行為意愿，而行為意愿又受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的綜合影響，行為態度越積極、主觀規范越嚴格、知覺行為控制越強，行為意愿就越強，反之就越弱?；谝延欣碚摵臀墨I，對于農戶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的影響因素可作以下分析及假設：

　　行為態度是指農戶對秸稈資源化利用的認知及所持的正面或負面的感覺，它是農戶產生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的前提。態度上的贊同容易產生積極的利用意愿，農戶對秸稈資源化利用的態度為正時，會產生積極的利用意愿，反之則形成消極的利用意愿。田波、韋佳培等研究表明，行為態度對農戶參與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和行為具有重要的影響，農戶的行為態度越積極，意愿就越強烈，參與行為越積極[21-22]。因此，本文提出假設H1：農戶的行為態度對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具有正向影響。

　　主觀規范是指農戶在選擇執行或不執行秸稈資源利用行為時所感知到的社會壓力，反映著身邊重要的人或組織等外部壓力對農戶利用意愿的影響大小。對于農戶來說，其利用行為會受到家庭和周圍人的影響。同時，也受到國家政策支持與相關激勵或規章制度約束的影響。候晶等對農戶的訂單農業參與行為研究發現，周圍人群的意見對農戶的參與行為產生較大的影響[23]；MerweRV和HeerdenGV對農戶的安全生產意愿研究表明，社會輿論等對農戶行為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24]。因此，本文提出假設H2：農戶的主觀規范對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具有正向影響。

　　知覺行為控制即為農戶執行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時所能感受到的可控程度。李傲群和李學婷[25]的研究表明，農戶對個人能力的認知程度、對農業廢棄物循環利用的關注度以及政府的補助、個人的時間和精力等，都會影響農戶農業廢棄物循環利用的意愿與行為。此外，賓幕容等[26]研究發現，農戶的經濟能力及其技能等也是影響農戶畜禽養殖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意愿和行為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提出假設H3：農戶的知覺行為控制對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和行為具有正向影響。

　　農戶秸稈資源利用意愿是指農戶在現有條件下或未來是否有愿意付出時間和努力來實施秸稈資源利用行為的程度，農戶秸稈資源利用意愿越強，最終執行秸稈資源利用行為的可能性越大。農戶參與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是指農戶通過參與秸稈制成飼料、肥料、栽培食用菌等方式來實現預期利益目標的活動。這既是市場機制自發對資源重新配置的過程，也是農戶對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的評價與對外界環境的主觀知覺共同影響的結果。農戶參與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受到秸稈資源利用意愿的影響，而意愿又受到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利用意愿三者的影響。因此，本文提出假說H4：農戶的利用意愿對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具有正向影響。

　　根據上述理論和研究假說的結構關系，本文構建農戶秸稈資源化利用模型（圖1）。

　　本研究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農戶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及影響因素。結構方程模型是基于變量的協方差矩陣來分析變量之間關系的統計方法。它整合了因素分析與路徑分析兩種統計方法，同時可檢驗模型中的顯變量、潛變量和誤差變量的關系，從而捕捉到自變量對因變量的直接效果、間接效果和總效果。該模型通常表示為：

　　三、數據來源與樣本統計

　　為了保證微觀調查數據具有代表性和真實性，同時考慮湖南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秸稈資源化利用狀況、樣本農村與中心城區的距離，本研究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按照市、縣、鄉或村、農戶四個層次獲得樣本數據，共抽取湖南省4個市（郴州、常德、懷化、長沙）、8個鄉鎮、16個村的400個農戶為研究樣本。課題組成員對農戶進行入戶調查，并填寫了調查問卷。累計發放問卷400份，剔除無效問卷，收回有效問卷331份，問卷有效率為82.75%。其中，常德受訪農戶82戶，長沙85戶，郴州76戶，懷化88戶。被調查對象的描述特征見表1。

　　本文基于TPB理論模型進行量表設計，即5個潛變量行為態度（attitude，簡寫“AT”)、主觀規范（subjective norm，簡寫“SN”)、知覺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簡寫“PBC”)、利用意愿（willingness to use，簡寫“UW”)、利用行為（utilization behavior，簡寫“UB”），每個潛變量設置若干可觀測變量，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賦值，值越大代表被調查對象對此項敘述越贊同。量表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統計結果表明各變量的標準差均大于1，表明被調查對象對每個問題的認知差異較大。

　　四、計量結果及其分析

　　1．信度檢驗和探索性因子分析

　　運用SPSS22.0軟件對樣本數據集進行信度和效度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所示，整體Cronbach's α系數為0.914，表明樣本內部一致性很高，且五個潛變量的Cronbach’s α系數均大于0.8，表明調研得到的數據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KMO值為0.914，表示樣本各變量之間相關性非常強。P值在1%水平下顯著，通過Bartle球形度檢驗，說明樣本數據適合作因子分析。剔除旋轉后小因子，公因子數為1個，且因子載荷及方差貢獻率均超過0.7，說明假設模型各維度結構合理?？傊?，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2．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效應分析

　　通過Amos24.0軟件，可以得出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效應，結果如表4所示。

　　通過表4可以直觀地看出，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大小，越接近1影響越大，越近于0影響越?。划斪宰兞繛榱銜r，說明兩者不相互影響。當自變量對因變量沒有直接影響時，那么總效應為零，如果存在間接效應，那么自變量通過間接效應會產生總的影響效應。

　　3．模型修正及指標適配度檢驗

　　運用Amos24.0軟件，可以得出初始結構方程模型，對照指標適配度的參考值，需要對模型進行修正，修正指標值擬合情況如表5所示。

　　修正后的指標適配度都通過了參考值。模型修正后的卡方自由度比（χ2/df）為1.014，根據方杰、榮泰生等[27,28]的觀點，當卡方自由度比小于2時，表明擬合度很理想。其余統計檢驗量都通過參考值的閾值，模型比較理想。

　　4．結果分析

　　運用Amos24.0軟件中對數據進行處理，得出初始模型，然后對模型進行修正后得到最終的結構方程模型。模型計算結果給出了變量估計系數，如表6所示。所有變量的P值在5%水平下顯著。同時，可觀測到變量的估計系數都為正，這與以往的研究類似，也符合傳統計劃行為理論解釋框架。再者，潛變量之間的關系顯示，農戶的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對其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標準化路徑系數為1.126），表明農戶的參與意向越強烈，農戶實際參與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發生的概率就越高。這一結論與李傲群和李學婷[23]在研究農戶對農業廢棄物循環利用意愿及其利用行為時得出的結論一致。進一步說明，本次實地微觀數據得到的結果是正確的。由此，研究假設H4成立。

　　在表6給出的模型的估計系數表中，計劃行為理論中的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這3個潛變量均對農戶的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標準化路徑系數分別為0.291、0.258和0.25），且它們之間的交互作用也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下的假設檢驗，表明農戶的行為態度越主動、主觀規范越完善、知覺行為控制越強烈，則農戶參與秸稈資源化利用的意向越強，行為決策發生的概率越大。這與田波和王雅鵬等[21]的研究結果一致。由此，研究假設H1、H2、H3均成立。

　　根據測量模型的結果，本研究的潛變量和可測變量間的關系可歸納如下：

　　1)行為態度潛變量中最顯著的特征因素是“認為對秸稈進行資源化利用能夠提高自己的技能”(AT2標準化系數為1.087)，表明農戶對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在技術方面的感知會正向作用于其對秸稈資源化利用的認知和評價，進而影響農戶對秸稈資源化的利用意愿。一方面秸稈的資源化利用是一項相對復雜的技術，對于農戶而言，參加秸稈資源化利用如果能夠提高秸稈利用技術，那么就會增加農戶對秸稈的資源化利用意愿。另一方面，農戶獲得了秸稈資源化利用技術，那么必然會給自己帶來收益。

　　2)主觀規范潛變量中最顯著的因素是“鄉鄰支持自己對秸稈進行資源化利用”(SN2標準化系數為1.013)。其次，是“村委會和村干部支持自己對秸稈進行資源化利用”(SN5標準化系數為0.89)。鄉鄰對農戶主觀規范影響顯著，可能的原因是當前農村存在集體行動特征，鄉鄰的行為對農戶的主觀規范具有重要影響。如果鄉鄰都普遍實施秸稈資源化利用，那么必然影響農戶的主觀規范。村委會和村干部對農戶主觀規范影響顯著，可能的原因是我國是以村集體為基本的治理體系，村干部在農村集體經濟中的作用仍然不可忽略。所以村干部和村委是否支持農戶，對農戶的主觀認知具有重要影響。

　　3)知覺行為控制潛變量中最顯著的因素是“認為相關的配套設施（如秸稈還田的配套機械）便于秸稈資源利用”(PBC5標準化系數為1.064)。不難理解，秸稈資源化利用需要必要的配套設施，如粉碎機等，這些設備的配備是否完備直接影響到農戶對秸稈的資源化利用。農戶是理性經濟人，如果沒有完備的秸稈資源化利用設備，那么必然會影響農戶的知覺行為控制。

　　4)農戶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潛變量中最顯著的因素是“愿意從現在開始在秸稈資源化利用上投入資金”(UW2標準化系數為0.927)、“愿意從現在開始在秸稈資源化利用上投入勞動力”(UW3標準化系數為0.842)。原因是秸稈資源化利用的前提是需要前期投入，然后才有回報，而資金和勞動力投入幾乎是所有經濟活動的前提。所以資金和勞動力的投入多少就影響著農戶的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

　　5)農戶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潛變量中最顯著的因素是“會主動參與秸稈資源化利用”(UB2標準化系數為1.109)、其次是“會主動向他人宣傳參與秸稈資源化利用”(UB3標準化系數為1.047)。不難理解，農戶參與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受到利用意愿的影響。而意愿的強弱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理論上意愿會影響行為的發生，但不能決定行為的發生。所以農戶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的發生，要求農戶具有一定的主動性。農戶的行為會影響其他農戶的決策，同時農戶作為社會人，有向他人宣傳秸稈資源化利用的傾向。

　　綜上，本研究假設全部得到驗證。說明本文構建的農戶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及行為理論模型是正確的，實證的結果也符合農戶實際情況。

　　五、結論及其啟示

　　上述研究表明：農戶的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對其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且農戶的行為態度越主動、主觀規范越完善、知覺行為控制越強烈，則農戶參與秸稈資源化利用的意向越強，行為決策發生的概率越大。不可忽視的是可測變量對潛變量的影響。農戶對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在技術方面的感知會正向作用于其對秸稈資源化利用的認知和評價，進而影響農戶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鄉鄰、村委會和村干部支持是影響農戶主觀判斷的重要因素，秸稈資源化利用配套設施（配套機械）是農戶知覺行為的關鍵因素，主動宣傳秸稈資源化利用是農戶利用行為的最終結果。

　　以上研究結論對于促進農戶的秸稈資源化利用具有如下啟示：一是應進一步改變農戶對秸稈資源化利用的認知水平，改善農戶對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的態度。通過宣傳實施秸稈資源化利用的好處和成功經驗，提高農戶對秸稈資源化利用的認知水平，從而達到改善農戶對秸稈資源化利用行為的態度。二是應重視村集體在推動秸稈資源化利用中的作用。在以村集體為單元的農村治理體系中，村委會、村干部的支持力度會間接影響農戶的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和決策行為。因此，村集體要發揮積極作用，支持農戶大膽嘗試秸稈資源化利用。三是應加強秸稈資源化利用技術創新與推廣，讓農戶的知覺行為控制能力加強。按照農戶需求進行秸稈資源化利用技術研發，并通過培訓的方式推廣秸稈資源化利用技術，讓不同種植結構的農戶都能利用秸稈資源化技術，從而實現秸稈資源化的良性循環，實現生態農業。四是應完善政府對秸稈資源化利用的激勵機制，提升農戶秸稈資源化利用意愿。針對農戶制定合理的財政補貼政策及配套的優惠措施，并及時發放、減少發放的中間環節，保證農戶的根本利益，來提升農戶參與行為的積極性。五是應保障農村金融服務，為農戶秸稈資源化利用提供穩定的資金投入。隨著金融體制改革，農村金融系統風險的發生率會加大。政府要加強對農村金融機構的監管力度，保障農戶秸稈資源化利用資金的安全，從而提升農戶秸稈資源化利用的行為概率。